科学家杨学明每一步的选择都有点“江湖豪气”。
研究了近10年分子光谱学的他，决定转向研发科学仪器，开启化学反应动力学研究，因为“做了很多的分子光谱工作，没有找到让自己激动人心的方向”。
研发科学仪器，杨学明有他的底线——不能跟别人一样，要研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仪器、要找到最好的实验方法，做真正对本领域发展有意义的事。
挑战化学反应中难以观测的“圣杯”反应量子共振，被质疑、被否定，但他依然将其作为回国后独立研究的坚定选择。他说，这条路选对了。
他有自己坚持的科学信仰——人应该挑战自己的能力和极限。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学明成功挑战了许多人仰望的“高山”——研发新一代高分辨率和高灵敏度量子态分辨的交叉分子束科学仪器，揭示化学反应中的量子共振现象和几何相位效应。而这也让60岁的他获得了2022年8月颁发的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供图
“敢闯的精神是他传递给我的”
《中国科学报》：您曾研究了近10年的分子光谱学，博士后期间决定转向研发科学仪器，开始化学反应动力学研究。为什么会换“跑道”？在您看来，什么时候“换条路”是恰当的时机？
杨学明：在高分辨光谱研究方面我做了很多工作，但一直没有找到特别大的兴趣点，没有找到让我很满意或是激动人心的工作，这样走下去好像有点不对路。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就读时，我虽然很清晰地认定要走学术研究这条路，但不知道如何走。因为觉得走的路不太对，就想不如先换个方向。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了一年多博士后之后，有了机会。
1993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遇，我得到了在加州大学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李远哲教授实验室利用同步辐射光源开展化学动力学研究的机会。
这个研究计划非常新颖，是要研制一套全新的交叉分子束仪器，利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开展化学反应动力学研究。而且这个计划有充足的科研经费（80多万美金），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当初的想法是，做几年科学仪器研制工作，即使科学上没有太大进展，做个好的工程师也不错。
这是个转折，我真正从分子光谱转做分子反应动力学。但这也并不是特别大的跨越，有了分子光谱的背景去做化学动力学，我有优势，因为我对分子体系的量子结构有深刻的认识。
《中国科学报》：在一个研究方向上做了近10年，这时转换方向是否太过冒险？
杨学明：转研究方向肯定要冒一定风险。但是分子光谱、气相及表面化学动力学研究，一直是我最感兴趣的方向。
事实上，我在美国开始读博士不久，曾有机会转换“跑道”。一开始我跟第一位导师做分子光谱研究，但后来他对该研究没了兴趣，也就没有经费继续开展科研工作。当时我读了两年多，感觉要读不下去了。
那时，我后来的博士生导师Alec Wodtke教授，来到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化学系做助理教授，他当时非常年轻，才28岁。Alec Wodtke教授到来的第一天，我就向他表达了希望跟他读博士的想法。他当时婉拒了我，但明白了我的心意后收下了我。
此番经历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遇到了一位年轻而有活力的老师，他真正激发了我对科学的兴趣。这位老师很有想法，也有创造力，那种敢闯的精神是他传递给我的。从那时起，我觉得做科学就是要有一种敢于挑战自我的极限精神。这样的精神对于做好科学研究很重要。
所以，我的经验是，不要老盯着最有名的人，有时候跟着有活力的年轻老师反而可以学到更多，还可以与他一起成长和发展。
作为一名研究学者，那3年对我来说特别重要。我真正建立了独立做研究的信心，开始尝试和探索做一些难的、新的课题。
